祝阅武：三星堆里的五千年中国

——古蜀国三星堆文化民间研究调查

魅力，就是那被掩埋的迷津，

把寻找风韵的的人带入蛮荒。

玉的形象端庄而生动

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民间研究，当年，那位叫燕道诚的农民功不可没。1929年，四川广汉的春天，燕道诚在广汉南兴乡月亮湾清理水沟准备播种时，他挖出玉圭、玉璋、玉琮、石斧及石璧等，总数有四百多件，是夜搬至家中，深挖窖藏，秘不外宣。此前，古汉州(今广汉旧称)这一带就不断有古玉器、青铜器、陶器等出土，数量颇多。

数年之后，燕道诚的这批玉石器在市场上露面，“广汉玉器”从此名噪一时。1933年第一次正式发掘，数百件玉石器物出土。1941年，抗日战争期间修广汉飞机场，鸭子河每年涨水、枯水期，南兴镇几家大砖瓦厂的烧砖取土，农民的田间耕作挖粪池等，都有出土玉石器、青铜器、陶器的纪录。就是1986年发现的的祭祀坑，也是砖厂的农民取土时发现的。在近80年里，学者、考古工作者，古董商和盗宝贼，都对这里的玉器感兴趣。

2014年11月12日，记者应都江堰、成都两地古蜀国三星堆文化民间研究学者和专家的邀请，展开了“古蜀国三星堆文化民间研究调查”之旅。

65岁的杨庆林，中等个头、瘦瘦的学者范儿。虽然他连小学都没毕业，但科班确实学的“石头”专业，因为他从14岁开始在老石匠的门下学徒。他刻苦专研，人生与石碾石磨、槽石、拱石、石板等一起打磨，这是他最初的石缘。后，他又学易习医，在都江堰景区二王庙开照相馆等谋生，间或收藏名人字画。

1998年秋天，经朋友介绍他看到了传说中的三星堆高古玉：玉圭、玉璋、玉琮、石斧及石璧等。彼时，杨庆林的生意尚好有些积蓄，便偶尔收购几件所谓三星堆出土的古玉器，从此一发不可收。“得到第一件时，想得到第二件，收藏后才感到三星堆玉器，承载着我们祖宗的血脉，是历经四五千年走到我面前的艺术品，是地球村共同的人类文化遗产，其精美与彰显的文化是值得我敬畏的。我文化浅，还不能弄明白三星堆玉器蕴含的文化密码和承载的信息，但我通过这些玉器看到古蜀国三星堆文化的繁荣与辉煌。”杨庆林说。

杨庆林的住宅是复式楼房，一进他家门，进入眼帘的藏品可以用叹为观止来形容。面对他丰富的收藏，那雕刻巧夺天工的璧、璋、琮、圭、圈、钏、珠、斧、纵目人、大量造型独特而怪异的人物、动物、植物、飞禽等，栩栩如生。竟然有大型的玉石沙发椅!?玉屏风高一米多，长有三四米，精美绝伦的玉编钟。正当记者感到惊奇又疑惑时，杨庆林说，古蜀国存在过龙和凤凰，其实龙凤不仅仅是传说中的神鸟，在古时真有其物。古蜀文字比甲骨文更古老、更成熟，四五千年前古蜀人就坐凳子、椅子，古蜀国是玉璧的发祥地，世界上最薄、最长的玉器是三星堆玉璋，世界上最高、最重的玉琮是三星堆玉琮，这是古蜀国的鼎、古蜀先民创造的十二生肖手镯，都是精美的艺术品。中国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徽志性文物——太阳神鸟金饰的发祥地在三星堆，你再看这是什么?古蜀国的黄金权杖，上边还刻着古蜀文字。它对于帮助我们认识古蜀国的历史文化传承，给现在的我们一个确切的定位，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杨庆林说。

物质文明是人类文化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文明社会的物化表现。三星堆玉器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器物，它揭示的古蜀文明，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无论是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或是从宗教观念、造型艺术、工艺美术、文化交流、文明进程、地域特色等多重角度来看，都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可触可摸的珍贵实物资料。

问杨庆林这些收藏是否用来盈利?收藏的欲望与金钱有时很矛盾，即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把藏品变钱的想法。杨庆林在都江堰南桥景区经营着一家小饭店，由妻子打理，杨庆林是甩手掌柜的，而饭店的盈利几乎都投入到三星堆文化研究和古玉器的收藏上。有时邀请专家、学者一同探讨，来往交通、食宿均由他支出，他的妻子竟没有一点怨言。“他干的是正事。”妻子说。杨庆林的儿子杨思云正在读研，当记者问他：爸爸把家里的钱都投入到收藏上，你怎么看?没看法啊，只要爸爸喜欢就行。

人以类聚，杨庆林周边像他这样的三星堆文化研究者、收藏家还有很多。刘永昌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杨庆林是藏友加兄弟，刘永昌在都江堰景区工作，业余时间几乎与杨庆林形影不离，时常代杨庆林接待客人。谢英，是一位端庄，气质不俗的美女，感动于杨、刘二人对三星堆文化的痴迷，开自家的车时常为二人接送客人、无偿服务。“我的生意又不忙，我很钦佩两位老大哥对古蜀文化的痴迷，与他们接触我也学到很多古玉知识。”谢英说。

走出五千年幽深的巷道

凝重的眸子洞穿尘封

站立起巍峨的历史

在成都市著名三星堆文物收藏家刘天佑家里，记者目睹他的古蜀国三星堆文物藏品更是震撼。

在这里，记者巧遇著名独立研究学者、古蜀国三星堆文化研究专家刘尚勇。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尚勇说：中国有五千年完整历史的客观亊实，是无法抺杀的，当三星堆文化在1986年重见天日后，其撼人心魄，精美绝轮的大型青铜祭祀礼器及金、玉之物，令人目瞪口呆，匪夷所思。加强三星堆包括金沙遗址在内的历史文物整理研究，追溯梳理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这是大亊。

可惜，中国史学界和中国历史教材，却“自断其首”地把五千年砍成四千年，使上古一千年变成野蛮、毫无文明可言的“原始社会”。在“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尴尬中，几代中国人意识里中国只有四千年的历史。刘尚勇有些激动的说。

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在《蜀王本纪》、《史记·三代世表》的记载和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吟咏着古蜀国历史的悠远，但他的创作是有依据的!而西汉杨雄在《蜀王本纪》上写道：“蜀王先王有蚕丛、柏灌、蒲卑、鱼凫、开明五代。从开明以上至蚕丛三万四千岁”。可见李白的诗句并非空穴来风。这片神秘的土地确实发生过奇特的故事，同时也得到地下考古发掘材料的证明。刘尚勇说，据《四川通志》引《南齐书》记载，“南齐永明九年(公元490年)，在广汉县所垦之处，不仅发现一件巨大而奇特的青铜器，它高5尺，周围4尺4寸，四面各有9孔。而且还发现一枚玉玺，它壁方8分，上有鼻，文曰真帝”。这是广汉发现青铜器、玉器、文字的最早记载。

在谈到三星堆高古玉收藏时刘天佑说：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处的文献记载和收藏的实物表明，最晚在五六百年前的明朝,士大夫阶层便把玩、收藏三星堆玉器。200多年前的清朝，地方官吏便将三星堆玉器贡献给帝王。民国元老陈立夫就收藏有三星堆玉人头。大量的古蜀三星堆玉器流入民间，引起一些民间考古人士的关注，尤其那些有研究价值的玉器。这巨大玉立人高达近3米;十二生肖玉器都高达1米多;描述古蜀人春、夏、秋、冬四季的生活情景玉屏风长达8米的;长达6米的古蜀人祭祀玉屏风;阴阳鱼大极图和古蜀人推演天象的玉器;直径0.8米的有天象图的玉器;长1.6米高0.7米的古蜀人射太阳的玉器;高1.6米姿式优美的仰天长啸的玉龙;长从0.8～2.1米的各种玉牙璋等等。三星堆玉器是能永久地保存的既得财富，我们要珍视这笔财产，保护好这笔财产，运用好这笔财产，这才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后代。刘天佑说。

有据可考，中国玉器至今已有八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国人一直把玉奉为神灵。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宗古蜀高古玉器，叩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古蜀文化，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目前散落在四川民间的古蜀高古玉器疑有5000千件之多，如将其全部收集并系统研究很可能将使许多重大历史定论被改写。

在成都市蜀玉会馆里，珍藏着百余件三星堆古蜀高古玉器，透过这些湿润而光泽的美石，一个天人合一、人神互通，由神、巫、王构成统治集团核心的古蜀王朝呈现在人们面前。蜀之为国，肇于人皇，殊未可知。

年届70岁的何如先生是中华国际艺术品收藏家协会理事、古蜀玉器陶瓷文化研究院院长，更是古蜀玉器收藏大家，蜀地推动三星堆文化的策动者与积极参与者。他自幼酷爱历史，青壮年时期曾游历祖国大江南北，寻访上古遗迹。全心致力于古蜀史的探索与研究，并著有若干关于古蜀文化的文章：《寻觅昆仑》、《浅说敬天法祖》、《蜀玉释蜀文化之惑》等，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鉴赏力保护性的、系统地、抢救性的收藏了古蜀时期若干重要古蜀玉器。为保护和弘扬华夏上古文化做出卓越的贡献。

面对走出尘封、穿过历史土层的三星堆文化玉器，需要用景仰的目光。那高达1.4米的伏牺—女娲交媾玉器;高达1.54米的阴阳人玉器;长0.8米的人首鱼身玉器;高达1.1米的美人鱼玉器;长约9米的古蜀人的祭祀情景的大型玉版;直径1.45米的伏羲先天八卦玉器和文王后天八卦玉器;高约1.6米的皇帝与皇后玉立人等等，都是何如的收藏。“当人们看到了这种造型奇特，做工精细品种繁多的古蜀高古玉器时，定会想到中国的雕塑史、美术史、冶金史、音乐史、文字史等等是否都可能要重写?”何如说。

在三星堆里寻觅昆仑。何如在三星堆文化中寻找到昆仑神话传说的依据，昆仑神话早期主要见于《山海经》、《楚辞》等书。昆仑在其初期，其名与山无关，而是以丘，虚称谓。尤其是在《山海经》中，不是称昆仑丘，就是称昆仑虚。直到汉代，由于汉武帝的钦定才被称作昆仑山。我国众多山峰中，无一山一峰被称作丘或虚，这种极为特殊的现象，不能不产生一个想法，昆仑丘或昆仑虚，原本就不是山，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称谓，它的根是远古的丘虚文化。而昆仑是它的主要原型。丘虚之义含有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自然的丘虚，是指地面表层自然形成的丘虚;另一个是文化之丘虚，是指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人创造的一种名为丘虚的文化现象。昆仑之丘与昆仑之虚实指文化现象，是指由人工垒成的丘虚，而丘虚之上，是人们祭祀的器物，即是昆仑。

昆仑丘在神话中为三重山。《尔雅·释丘》：“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成优重也。《水经·河水注》：“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三曰层城，一名天庭。”昆仑三重之说，也与后之社坛三重相符，后世沿袭而为，即现在北京天坛地坛，即：天地江山，国家社稷。举凡大事节气，无不举行祭祀。那么昆仑究竟是什么模样呢?何如说：就是我们眼前这件高达近四米、雕琢精美的玉石器物。整座雕像所表现的形式及内涵极具研究价值，从底层依次向上看，南北为开明兽，中间浮雕有神蛇、神人、神人面具、花瓣、众神相，上四方有四凤围绕神人高捧五行轮。玉雕呈黄色，器形巨大，内涵丰富，世所罕见。是上古文明的实物重器。

部落之神打磨着象形之石

如凸起的山峰，屹立于东方

从古代文明走入现代文明

我们是你的后裔

西南民族大学三星堆文化研究所所长贾银忠教授，则从对鱼凫王族后裔的调查研究，了解鱼凫王后裔的历史及今天的生存情况，南方的彝族与古蜀族及三星堆先民的密切关系，这是学术界的重大突破，并出版专著《发现三星堆王族后裔》。

贾银忠说，《蜀王本纪》中“蜀王之先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史记•三代世表》“正义”称：“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姚，指云南姚安;嶲，指四川西昌。这是说，蚕丛有子孙分别居于姚安、西昌等地。那么，鱼凫的子孙居于何处?我们为此成立“三星堆鱼凫王族研究”课题组，对屏山中都、沐川县、马边、雷波等地进行了历时两年的调查，走访鱼凫王族后裔，考察历史文化遗迹。“我们采用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化人类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当地‘鱼凫支子’后裔的帮助，取得了他们夷、悦、夏三姓的族谱……通过对夷都河流域龙虎洞、大坟岗、夷太平古墓铭文及相关文物的考证，进一步证实鱼凫王族在历史上真实地存在过……至今仍有1600余嫡称蜀族。”贾银忠说。

“汉文献《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宇妻，乃自立为王，号曰望帝’。杜宇生于云南，兴国于四川成都。后蜀地洪水泛滥……彝族神话传说也有蜀地洪水泛滥的故事，因洪水泛滥使部分彝人又南迁入滇……”贾银忠说，“在彝族文献里，蚕丛王(武洛撮)、鱼凫王(娄阿德)、杜宇王(笃慕)三个王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今西昌礼州还有蚕丛(武洛撮)留下的遗迹，鱼凫王族裔大部分迁徙至大凉山。至于杜宇王的后裔就太多太多，整个川、滇、黔都有‘六祖’的后裔。”

在贾银忠的调查中，有一位是鱼凫支子叫夏新源的73岁的老人(2010)，他们认为“自己是鱼凫支子的后裔”。夏新源身高175厘米，有一对大而张扬的耳朵，突出的鼻梁，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头象很相像。尤其是他的头饰，是辫索状帽箍，与三星堆出土的“辫索状帽箍”的青铜人头像如出一辙。贾教授用夏新源的头像，并与三星堆的“辫索状帽箍”头像作为比对作为《发现三星堆王族后裔》的封面，令人叫绝。

到目前为止，不管是考古发掘的，还是民间收藏的数千件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玉器，从体积、重量、材质、造型、纹饰、工艺诸方面，无法与三星堆玉器媲美。均有云泥之差，天壤之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星堆玉器无可挑剔的完美，展示了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古蜀国高度的发达和文明，达到中国玉器史上的顶峰。正因为如此，才吸引了美国、日本、法国、英国以及香港、台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以及我们西南民族大学的专家教授潜心研究，发表了一批批文章。我编著的《发现三星堆王族后裔》、北大教授陈保亚的《三星堆玉石文字和汉藏语系研究的启示》一文，都透漏解读出五千年蜀夏文化的一线曙光。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系的博士专程到四川、重庆，对民间三星堆玉器进行研究。认为三星堆玉器作为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身份的象征。这些文物既是人类共同的遗产，更是民族文化的结晶。

贾银忠研究认为，三星堆玉器就是一部实实在在的中国上古历史画卷。倘若能解读现有的三星堆玉器上的2万多个古蜀文字，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神秘面纱将会被揭开。不但夏朝、商代古国文明有所透明，可能五帝与三皇至伏羲和女娲时期,都将会更进一步的明晰。这将是在世界范围内给人类的巨大贡献。然而，也有人质疑三星堆玉器。说法之一:“考古发掘都没有发现，民间怎么会有?”

以刘尚勇、刘天佑、杨庆林等民间收藏家的回答十分迅速：三星堆一带是浅土层，民间挖地，取土烧砖，水土流失，基建道路施工，很自然东西就见天了。而且这种发现从1929年燕道诚开始的。

杨庆林说：2012年1月6日早上，有民间人士一行五人，驱车直奔距成都市西北约170公里的阿坝州汶川县龙溪乡，实地考察三星堆玉器的原料出处，踏查龙溪玉现在的开采情况。《山海经·中山经》云：“岷山，江水出焉……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据《汶川县志》中记载：“龙溪乡马灯的变质岩中产绿玉和白玉”。5000—3000年前，古蜀先民制作三星堆玉器的原料就产于此。该玉矿在约万千年前资源就已枯竭，如今以无玉可采。然而，有几个没有认真研究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混迹于文博界的井底之蛙信口胡诌，“龙溪玉原材料大量开采，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通通都是假货”，导致鱼龙混杂，使赝品、伪物充斥于市。民间真正的三星堆玉器被认为是现代工艺品，无人问津，甚至大量流失境外。杨庆林说。

有学者认为，没有真凭实据去否定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可能会陷入认识上的误区而不能自拔。任何有意或无意地对三星堆玉器的指责非议，都是对古蜀先民的不敬和亵渎。

刘天佑说，近20年来，我们同行中有几位是三星堆玉器收藏大家，他们分别在成都、河南、安徽、辽宁、北京等地广泛调查，至今也没发现大规模仿制三星堆玉器的玉料矿山、制作场地、加工工具、设计、制作人员。经调查，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估计6000余件，不排除有部分为仿制品、赝品，其中龙溪玉材质的精品大约八九百件。据测算，造假者若要在短短几年内雕琢出如此众多构思巧妙，形态不一，做工精湛、内涵深邃的玉器，除非囤积一两千吨玉料，同时招聘几百个技艺精湛的大师级工匠，几十个具备渊博的数学、力学、化学、古文字、历史、雕塑、天文知识的专业设计人员。显然，目前没有任何作伪者，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及活动能量。不可否认，近年来有一些出自小作坊的材料低劣、制作粗糙的小件仿品在地摊出现。但是，行家一眼即可识破，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刘天佑说。

2000年7月，由成都理工大学矿物学教授张如柏、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玉研究所研究员周南泉等，共同主持的民间三星堆玉器藏品研讨会在成都召开。周南泉先生对会议期间展出的三星堆玉器写下书面鉴定意见：“三星堆文化玉器的发现，从文献中看，最晚在明代已开始;从故宫博物馆等处收藏的实物看，约在清代中期就被帝王收藏，尤在最近几十年的数次重大发现更为可观，名闻海内外。据我初步调查，三星堆文化玉器中，在国家博物馆和考古部门收藏的玉器，约有近1000件;在民间手中，最少也有千余件，其中最多最精者主要在四川成都数位藏家手中，秘而不宣，当今一鸣惊人。为此，我对它的真伪鉴定问题是认真的。我以几十年鉴定古玉的经验和多次鉴定看，数位藏家的玉器，除个别还需研究和细审确定外，绝大部分为真品是无疑的。其品位较现存国家收藏者，不仅数量多，且在高精尖方面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30%以上按现行定级标准，可定为一级文物。其中，有10%是国宝(或一级甲)，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思想道德等方面都起过特殊作用。是今日了解中国，特别是四川地区古代历史，科学成就和艺术水平的珍贵资料。”记者电话采访了周南泉研究员。

张如柏教授强调：“鉴定三星堆玉器是实践性很强的技术。首先，要懂得矿物学，知道什么地方产什么玉，其主要矿物成分是什么。其次，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如果你收藏了五六百件，或者上手过三四千件古蜀三星堆玉器，再鉴定、评判真伪，其准确率一定很高，大家可能会对你心服口服。第三，要在国内外主流媒体和专业刊物上发表十几篇以上研究三星堆玉器的文章，把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否则，便没有任何评头品足，说三道四的资格和理由。”

清华大学研究世界宗教史的博士生导师岛子说：“民间出现的三星堆玉石器群，在性质上多属礼仪之器，均在礼仪和祭祀场合使用，无一不为神权政治集团所独占。而一种祭祀面具从雏形到定格延续，至少需要一千年时间。所以，没有看见成都民间收藏的大量三星堆玉器，就断言是假货、膺品，那是无识、无知。看见了，摸到了，仍然坚持说是现代工艺品，那是无良、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