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生于文史之间的睿智

(谨藉2009年旧文一篇深切缅怀潘信之老先生)

十几年前读《谭嗣同与戊戌变法》时，《略论谭继洵》一文丰富的史实、不俗的见地、出色的文采让我记住了潘信之的大名。恕我孤陋，当时尚不知潘先生竟是我们浏阳本土的学者。后来我做宣传文化一块的工作，跟先生打交道就多了。其时先生虽退休已久，但他做了一辈子文化工作，是名副其实的文史专家，学养既厚，阅历又深，有"浏阳活化石"之誉。他常寄一些新写的论文让我先睹为快，不时就自己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思考或以文字或打电话或托人传话的形式跟我交流。后来我们又请他出马做浏阳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请他牵头编辑整理浏阳文史丛书。彼此了解渐深，我对先生的敬重日隆。说心里话，潘先生学富五车的渊博固然让我佩服，而其豁达大度的人生智慧更令我仰慕。春节前，老先生嘱我为其《人言拙语》作序，把书稿认真看过一遍，联想起我们既关乎公情又涉于私谊的交往，忽然觉得文史与智慧之间很有些实质性的关联。

英国人培根说读诗使人聪慧，读史使人明智。其实，聪慧和明智的意思很接近，史和诗在我们民族文化史上也曾相通相融，鲁迅就曾经称誉司马迁的著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活泼浪漫的诗跟陈旧死板的史当然不会是一码事儿，但"华夏五千年，文史不分家"在读书人的文化心理中却能得到普遍的认同。现在学科分类跟社会分工一样日趋精细，"文史专家"的称谓却依然响当当地大行其时。除潘先生外，我认识的另外几位长者也是文史方面的专家，在跟他们的有限交往中同样领略过他们了不得的生自于文史之间的睿智，从而让我不免慨叹培根所言实为极其精到之语。

早些年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对联不朽》的短文，谈及胡耀邦爱书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联。文章见报后不久，伏家芬先生就在其《三甲书屋联话》中提到我的那篇短文，并对林联有的评，且于胡耀邦、温家宝喜欢林联作了深入至心性层面的分析。思维的敏锐、文字的洗练、蕴于字里行间的真挚情义……实在令人折服!伏先生的诗文我此前读过不少，我知道他是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是著名文史专家。我没有想到的是先生嗣后寄我一册《湖湘诗话》时，竟在扉页工工整整地写着两行字："吴震同志指正八十叟伏家芬献拙"!

我于虚情假意的过谦与恭维存有本能的反感和抵触，蔚为大家的伏先生自称"献拙","请"我"指正"，晚生而浅薄的我却能如沐春风般地心安理得!我以为，这就是伏先生的睿智，生于文史之间的睿智。擅文，必有过人之才思;治史，定能返朴而归真。才情逸荡而荣光内敛，有才可恃而不恃才傲物，自重而重人，放得开而又收得拢，这不正是做人的大智慧么?因工作联系，我跟岳麓书社的编审夏剑钦先生、长沙市委宣传部的研究员陈先枢先生也多有接触，这两位著作等身的文史专家跟伏先生一样，也是极谦和低调的蔼然长者。请夏先生回浏阳给基层干部讲湖湘文化，他一不推脱，二不敷衍，三不摆谱，由平等、亲切的谈吐中溢出来的浓浓乡情很快就让听众为其人格魅力所感染。我读过多本陈先枢先生写长沙文史的专著，只要在书中偶或采撷哪怕是一丁点儿未必管用的资料，先生也必在后记里详述其所出，并真诚致谢。叩若深渊，即如温玉，可敬可亲，亦师亦友——丰厚文史功底涵养出来的人生智慧足以升华人的生活品质啊。

生活品质在读书人看来，最主要的不是取决于物质的富足，也不在乎世俗意义上的功成名就，而是属于"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那种淡定从容的执着。执着就是入乎其内，淡定从容就是出乎其外。有所求而又无所求，有所舍而又有所得，舍其所舍得其所得，挣脱名缰利锁，赢取精神自由……相对立、相矛盾的两面就靠人生的智慧统一出一种人生的不俗境界来，多么令人向往啊。在我看来，这种了不起的睿智便是生于文史之间的睿智，这种睿智既来自"文采飞扬"的汪洋恣肆，也来自于"史海钩沉"的浩淼沧桑。有幸跟伏家芬先生见过好几次面，夏剑钦先生是老乡，相见未难，前些年跟陈先枢先生在一起开会的机会也不少。耳濡目染，他们身上那种"讷于言而敏于行"、视俗名利如浮云的君子之风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我常想，倘若他们不是如次淡定从容，那些扎实的学问怎么做得出来呢?尤为令人感佩的是，就是做学问，这几位先生也非同凡俗，自有一种远离功利、超脱虚荣的雍容大度。付家芬多少次呕心沥血为省府政要的重大祭祀撰写祭文，为湖湘文物名胜撰写碑铭，为后学的文史专著撰写序跋。夏剑钦潜心研究家乡方言，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湖湘近代人物-﹣为他们写传，为他们编校文集，为他们传承不朽的思想。陈先枢写长沙的文史掌故，写长沙的老街，写长沙的地名古迹，写长沙的水井，写长沙的名人名寝……我发现陈先生很多著作都是以集体名义出版的，他总是习惯在极不显眼的地方以撰稿人名分署上自己的名字。为何他们总都无法割舍对故土家园过往物事的痴迷执着?为何他们总能把世人孜孜以求的名利搁置一边?这就得归因于几位文史专家的底蕴。一个人深厚的底蕴来自于经年不断的积淀——其实，文史的积淀本质上就是文化的积淀啊。积淀厚实了，心田里便能绽放出智慧的璀璨花朵来。

我发现文化积淀催育的智慧花朵最是"灼灼其华"的光景每每体现在人生遭遇风吹雨打之后。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是常理。要是大不如意，是大不幸，是大挫折，是无故加之、猝然临之的大灾大难呢?夏剑钦先生曾经是出版社一社之长，正欲宏图大展，岂料祸随书出，被削"官"为"民"。但夏先生坦然以对，无怨无悔，得意地把原先耗费在行政管理上的时间和精力挪回来全心全意做学问，正应了老子所谓"祸兮，福之所倚"。我不敢妄断伏家芬老先生是否亦曾命途多舛，但"反右"一劫肯定是遭遇过的，因为我见过别人赠伏先生的诗里有"出洞堕谋霉一士，腾蛟起凤迈群伦"的句子。倒霉之士竟能腾蛟起凤独迈群伦，若无智慧之光的照耀，先生的人生弧线何以能画得如此圆润光亮?陈先枢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位了不起的人物。著述已逾千万字，蝉联七届省会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非独文史研究硕果累累，在自然科学、经济、物流、包装工程、规划等诸多领域都卓然有成。我知道陈先生出身名门，其叔祖陈运溶乃清末著名学者、文史大家，却不曾料到陈先生走的竟是艰难异常的自学成才的路子，真个是自古雄才多磨难啊。我暗自思量，一个人磨难当前，若是站得低看得近，做不到拿得起而又放得下，缺乏人比山高、脚比路长的人生睿智，块然之躯能不在地动山摇的瞬间被碾为尘泥就是幸运，哪里还能开天辟地腾蛟起凤呢?

潘信之先生的影响主要在浏阳，但是生于文史之间的睿智却让潘先生跟伏家芬、夏剑钦、陈先枢几位一样生活得特别高贵而有尊严。潘先生不仅谙熟文史，而且诗词歌赋、吹拉弹唱、组织协调……都是行家里手，当过文化科长、文化馆长，还当过县政协副主席，但不管在位也好，退休也罢，他从没把"官衔"当回事，不因学问多而小瞧人。潘先生淡泊名利，不事奢华，一心向学，甘于奉献，只要是有利于家乡文化建设之举便不惜倾力以赴。就其成就而言，我桌上这部厚厚书稿足可管窥，学术论文、散文随笔、传奇故事、剧本弹词、诗词联语……这还仅仅是其已发表文字的十分之一。我既不忍说而又不忍不说的一个事实是，我出面请潘老先生出马做浏阳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整理出版一套六本浏阳文史丛书时，年逾八旬的老先生刚刚遭遇爱妻、爱女先后离世的大不幸!当我从书中读到《哭妻》、《哭女吟十首》时，依然能感受到老先生失去亲人的无限痛楚，禁不住心酸泪落，为其真情挚意而深深感动。只是眼看他年高八秩龄，"星残月缺苦零丁"又如何得了啊?"纸钱祈化飞蝴蝶，长绕坟台慰寂然"、"深知世事如春梦，哪有人生可永生"——老先生就是凭藉着这种达观顺变的睿智走出悲愁把人生夕照勾画得风光旖旎。现在老先生将这旖旎风光中的一段整理剪辑出来，公诸同好，实在是一桩善事、美事，可喜可贺。新书付印在即，我写下上面这些文字以表达敬意，权当为序。(2009年2月7日于读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