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太原讯（郭晋成 通讯员杨润德 王惠林）7月27日，晋阳牺汤文化研讨会在晋源区稻田书院举行，相关专家学者领导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晋阳牺汤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太原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晋源区首任书记范世康，山西省农业厅正厅级巡视员董希德，山西省贸促会书记焦育锋，山西省能源公司经理李素力，山西省商务厅正厅级巡视员赵贵全，山西省光伏协会会长吉平，山西财大文创院院长、教授张建忠，山西省烹饪餐饮饭店协会会长冯守瑞，晋源区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姜保牛，晋菜功勋大师李志文，晋菜传承大师李先明，晋菜优秀传播者李拉弟等出席。
研讨会上，相关专家学者领导围绕牺汤的历史源流、演变脉络、文化融合、当代传承和文化 IP打造各抒己见、深入交流研讨，明确了牺汤回归本土、正本清源的方向，对其非遗申报的组织安排与原则事项提出系统要求。省餐饮协会会长围绕牺汤的市场推广和药食同源技艺的活化利用提出真知灼见。
晋阳牺汤的历史脉络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祭祀文化与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其发展演变不仅是一部饮食文化史，更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活例证。周代起源：祭祀礼制的物化载体。牺汤的起源可追溯至西周时期的宗庙祭祀。《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祭祀在当时是国家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说文解字》释“牺”为“宗庙之牲”，西周贵族以全羊为祭品，祭祀后将熟肉连汤分赐族人，形成早期“分胙”传统。”秦汉延续：从宫廷到民间的过渡。西汉初年，汉文帝刘恒以代王身份驻跸晋阳(今太原)，推行“禁宰耕牛”政策，促使羊肉成为主要肉食来源，牺汤随之普及。北朝融合：游牧文化的深度渗透。北齐时期，鲜卑、羯等游牧民族涌入晋阳，带来大量羊群与游牧饮食技艺。牺汤的制作融入游牧民族的炖煮技法，形成“全羊入锅、老汤慢熬”的独特工艺。唐宋定型：礼制与民俗的交织。唐代《通典》记载晋阳地区“岁时祭祀，必用全羊”，宋代《东京梦华录》亦提及太原“伏日荐新，以羊为牲”。北宋天圣年间，晋祠圣母殿重修后，祭祀规模扩大，牺汤成为庙会期间的标志性饮食。明清成熟：地方志中的民俗记录。明嘉靖《太原县志》载：“六月六日，各村祭社，煮全羊分食，名曰牺汤。”清道光《阳曲县志》亦记：“伏日饮羊汤，谓之‘以热攻热’，可祛暑湿。”此时，牺汤不仅是祭祀食品，更成为夏季养生佳品，形成“六月牺汤赛人参”的民谚。
晋阳牺汤是“难老儿女庆河会”的标志性饮食载体，核心是围绕晋祠“难老泉”展开的水神祭祀与民俗盛会，而牺汤则是这一活动中诞生、并成为其文化符号的饮食载体。最初是用祭祀后的牺牲(尤其是羊肉，因羊在北方祭祀中常见)熬制的汤品——将牺牲煮烂后分食，既符合“祭神后与神共享祭品”的古老传统(“神飨其气，人食其味”)，也通过饮食完成“人神沟通”的仪式闭环。因此，牺汤从诞生之初就是“庆河会”祭祀仪式的延伸，是“牺牲”祭品的“食用化”形态。
牺汤文化融合方面，既包含技术融合，把游牧民族的“整羊炖煮”与中原的“五味调和”相结合，形成牺汤“汤色透亮、肉烂汤清”的特点。也包括符号融合，牺汤中的“羊”既承载农耕文化的“吉祥”寓意，又保留游牧民族的“财富”象征。晋源方言中“羊”与“祥”同音，牺汤成为“祈福纳祥”的文化符号。
与会人员就牺汤文化的保护传传承达成共识：从西周礼制中的“宗庙之牲”，到现代餐桌上的养生佳品，晋阳牺汤始终承载着祭祀文化、民族融合与地域智慧，是太原人的味觉记忆和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纽带，承载着人们对祖先的敬仰感恩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唐风晋韵山水晋源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今后要加强对晋阳牺汤的非遗保护与产业化发展，推动“晋阳牺汤”将传统工艺与现代食品技术结合，守正创新，活化传承。同时加强品牌塑造，继续办好晋源“牺汤文化节”，通过“全羊宴展示”“熬汤技艺大赛”等活动，延续“牺牲祭祖”传统的同时，拓展饮食多样性，吸引游客体验。
当天，与会人员还共同品尝了由稻田食府现场制作的晋阳牺汤，原滋原味的做法让大家赞不绝口，纷纷表示要发挥各自领域优势大力宣传推荐，共同助力晋阳牺汤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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